【度假区】历史性、当下性和世界性——近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趋向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021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到“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因国家政策引导以及学科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迈向一个新阶段、呈现出一些新特征，整体呈现为“如何借鉴过去”“如何立足当下”“如何面向世界”的趋向。

一、历史性

“历史性”主要是指研究者注重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史的研究，即在历史中思考马克思主义文论为何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选择，为何今天要继续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随着研究观念的更新和史料边界的拓展，研究者对“左联”时期和“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有了新的认识。从理论资源来看，比如弗里契、波格丹诺夫、里夫希茨等的思想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他们的思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构成不可忽视的影响，研究者注意从美学、文论的发展结果回溯到哲学理论根源。从理论主体看，学界除了对左翼经典作家，如李大钊、陈独秀、沈雁冰、瞿秋白、蒋光慈、冯雪峰、周扬、毛泽东等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贡献有了深入研究之外，胡愈之、沈泽民、韩侍桁等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阐释也开始受到关注。从理论关键词来看，“深入生活”“无产阶级文艺”“文化领导权”等概念被重新发现与再解读。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丰富性、复杂性、多样性被前所未有地关注到。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史的研究中，还有三个值得注意的动态。

其一，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生”问题。这一问题并非今日才进入到研究框架内，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就有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生归因于早期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造和实践。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接受和实践并不限于中国共产党内部，它在当时是一种流行的社会思潮。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一些学者在讨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时对此均有涉及，但对“五四”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生的关联以及各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经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生的影响还没有进行“问题化”深入论述。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生”被作为单独的问题被提出来。比如，有种观点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文化的一种思潮被介绍到中国，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产生；20世纪初到20世纪20年代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生期。文献材料的缺失以及研究理念的滞后，给“发生”研究增添了很多困难。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生长空间。

其二，关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新发展，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标识性概念。王一川的《现代中国文艺典型范式变迁80年》、金永兵的《思想表征与话语实践：“典型”概念的理论史述评》等对马克思主义典型理论在中国的理论旅行作了梳理。党圣元、李昕揆等的《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观念的发展与走向》《新时代中国现实主义文论发展的新态势与新挑战》等对现实主义理论新的发展态势作了预测。通过标识性概念的形成过程，可以把握当代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的变迁。

其三，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王立胜的《“两创”“两个结合”“时代精华”：构建中华新文化的基本原则、基本路径、指导思想》认为“两创”是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化必然遵循的原则。都培炎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辨析》中则认为应当在跨文化对话和平等交流的全球视野中，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优秀传统文化融会创造的新成果推介给世界，把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转化为话语优势，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提升中华文化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促进人类文明多样性发展。杨肇中的《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述要》一文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相关研究作了详尽梳理。“两创”之所以能实现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内在统一性，邹广文、孙维聪的《文化守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路径》，李树峰的《在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中挖掘和提炼——探寻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艺术创作路径》，徐粤春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等讨论了这一问题。

二、当下性

“当下性”指的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道路。这不仅是学科的自身发展，也是适应新的时代需要。近年来，我们充分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改革开放以来、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党在文艺问题上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第一，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文化工作的一系列讲话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文艺发展新思路：坚定文化自信、回答时代课题；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坚持服务人民，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作品；勇于创新创造，打造精品，实现思想内容和艺术表达的有机统一；提高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避免文艺沦为市场的奴隶，同时培养德艺双馨的作家艺术家；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时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创新领导方式，等等。学界就上述重要论述展开深入学习，其中仲呈祥、王一川、金永兵、丁国旗、徐放鸣、李云雷、刘永明、常培杰等研究者分别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文艺不能沦为市场的奴隶”“建设文化强国”“打造文艺精品”“普及与提高”等问题进行深度阐释。

第二，站在历史交汇处，展开面向未来的历史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在现实语境的转换中，不断开辟出新的问题域。比如，张红军的《探索 选择 超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近四十年研究历程回顾》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与文学实践不断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提出问题与挑战，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面对审美与政治、思想与学术、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理论的独立性与实践品格、外来理论的吸收与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等二难命题，积极探索与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中国当代文论的发展不断“回到马克思”，并在其中寻找回答“时代之问”的理论养料。刘方喜的《文艺与政治、经济、技术：七十年文论问题域的演进》提到，中国当代文论的三个重要问题域，即文艺与政治关系、文艺与经济关系、文艺与技术关系，实际上都在马克思的思想框架之内。不仅如此，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话语模式，与社会经济政治变动息息相关。季水河的《论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话语模式的转换》认为，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共有三种话语模式，即“政治主导型”话语模式、“学术强化型”话语模式、“交往对话型”话语模式。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余年来的文艺经验是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文艺的领导，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张炯的《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董学文的《中国共产党百年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张清民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百年发展与成功经验》、赖大仁的《“人民文艺”百年历程：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一个视角》、谭好哲的《中国共产党百年文艺政策与文化领导权建设》等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80周年之际，研究者带着各自的问题，从不同角度思考其“当下性”。比如，张炯从“中国化”出发，认为《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光辉里程碑；宋伟、孙汉阳从“方法论”出发，认为《讲话》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方法与路径；赵炎秋从“体系建构”出发，认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对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形塑表现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方面；范玉刚从“文艺方向”出发，认为《讲话》是正确理解和阐释中国新文艺发展道路的路标。

第三，建构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董学文的《建构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认为，步入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应当逐步从“中国化”阶段，走向“中国的”阶段，实现理论形态的升级与转换，这是建构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要义所在。

三、世界性

近些年，随着新形势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任务的确立，研究者深入讨论了中西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交流与对话，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对亚洲、非洲、南美洲的影响，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世界意义。总之，应当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思想谱系中定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关注其理论独创性以及“中国经验”给世界文学的过去、当下和未来的启示。

第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交流与碰撞。首先关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给西方左翼文论造成的影响。2018年以来，马欣的《布莱希特对毛泽东〈矛盾论〉的美学转化》、吴娱玉的《西方左翼怎样阐释中国马克思主义？——以德里克对〈矛盾论〉的解读为例》、曾军的《西方左翼思潮中的毛泽东美学》、韩振江的《“东风西进”：法国激进左翼文论与毛泽东思想》等讨论了西方左翼作家和理论家，如布莱希特、马尔库塞、萨特、波伏娃、阿尔都塞、詹姆逊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对毛泽东《矛盾论》的借鉴和创造性误读。其中，韩振江认为百年来西学成为我们文化和文学建设的重要资源。然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在西方世界中的接受、理解和阐释，特别是毛泽东思想也成为西方左翼文论和美学建构的重要智识支持。

第二，以《讲话》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亚非拉”地区产生影响。《讲话》给非洲、拉美左翼作家提供了文艺生产的理论依据。比如，蒋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边疆学研究：在非洲的故事》、魏然的《在笔与枪之间：〈讲话〉在阿根廷的阅读与挪用》都表达了这一观点。李大可、全炯俊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1980年代韩国的译介》一文中提出，毛泽东著作在韩国的译介，是韩国基于本土需求和可行性而发生的对异域文化的“拿来”行为，产生这一行为的原因是韩国急速资本主义经济开发引起的资本主义批判。同时，《讲话》给第三世界提供了革命的文学理论。王海军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本的国际传播探析（1946—1956）》中认为，《讲话》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传播，适应了这些国家实际斗争的需要，给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带去了革命文艺理论指导，即在军事上反抗国内反动政府统治和殖民策略的同时在文化阵营里建立文化统一战线。蒋晖在《“普遍的启蒙”与革命：〈讲话〉和非洲左翼文学运动》中认为，《讲话》在非洲发生作用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即非洲一些国家通过武装斗争来完成国家独立和确立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

第三，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成果是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组成部分。冯宪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百年发展道路》）认为，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形态的百年发展来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里程碑。它们都是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创新的重要成果。曾繁仁在《试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产生、发展及其对我国文艺理论的巨大影响》中认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创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足以在世界文艺理论占有一席之地，绝对不是所谓的“失语”。在当下西方盛行“后理论”即解构论文论的语境下，也许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努力走向世界之时。

此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直接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意义。比如，崔双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世界性思考》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只有把繁衍自身的中国性与发展壮大要求的世界性结合起来，才能实现自身的突破，才能实现中国国情与世界情形、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各国文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双向互动。

目前看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也呈现出一些问题。一是专业研究队伍后备力量不足。“80后”或者更年轻的研究者很少再从事相关研究，他们的兴趣集中在“时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其他西方哲学美学思想、新技术引发的新理论方法等。二是理论研究与批评实践并不对称。研究者多沉浸于理论问题辨析和规范化学术写作，缺少对当下文艺现象的介入和现实的关怀；对知识化的过度追求导致理论缺乏更新的动力。

不过，令人欣喜的是，新生力量正在集结，其中“不知名”网友，活跃在网络平台，宣传和研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形成新的“觉醒年代”，且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对文学现象、影视现象、文化现象甚至是社会现象进行批评，直击问题本质。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共同参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实践，不仅有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及批评理论的借鉴，还有与其他思想流派的交流。更重要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要始终要基于中国现实语境的变迁和发展任务的改变不断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