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 古 铭 新--东昌府刻书与藏书
明清时期,聊城深受黄河、运河等影响,穿城而过的京杭大运河为聊城带来了空前的经济文化大繁荣。当时,聊城商贾云集,会馆林立,帆樯如林,百业兴隆,是京杭大运河九大商埠之一,被誉为“挽漕之襟喉,天都之肘腋”,“江北一都会”。经济的繁荣昌盛,带来了思想文化的极大发展,聊城地区科考之风盛行,书院遍布,文风浓郁,鸿儒硕卿代不乏人,随之形成了一种地域特色相对鲜明的区域文化。享有“江南桃花坞，直隶杨柳青，东潍西聊在山东”之美誉，还有“东昌作坊，书笔两行”之佳话。其中,聊城的刻书印刷业与私人藏书也是其独特的经济和文化共同的载体之一。这既与聊城当时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又促进了聊城经济与文化的繁荣昌盛,二者相辅相成。可以说,聊城的刻书印刷业与私人藏书不仅为聊城经济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亦为全国的教育与传统文化的弘扬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聊城刻书与藏书的兴起
明代运河的畅通与明初山西移民的东迁，使聊城的刻版印刷业和藏书业成为可能。明朝初年，大批人口移民至聊城，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拥有木版年画技艺的山西平阳府农民，他们来到聊城后，利用运河漕运所带来的手工业、商贸业的繁荣时机，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不仅使原有的木版年画技艺传承并发扬光大，而且与其密切相关的其他手工技艺亦迅速产生和发展壮大，有的甚至成为了明清时期聊城的支柱产业之一。
二 明朝时期聊城的刻书与藏书
聊城的刻版印刷技术应当说是随着当时移民大潮从山西南部的平阳府（今山西临汾）传入的。据史料记载，平阳土地肥沃，物阜粮丰，人口稠密，早在宋金之时便是全国木版年画的制作中心。随着明初山西移民的大量东移，自然也把他们的刻版印刷技术带来。他们在来到聊城区域之后，为了生计，于农闲之时，男男女女便、在家中开始利用手中的技艺刻印木版年画。可以想像，他们在刻印木版年画的同时，也在刻印一些相对容易和简单的启蒙读物和通俗读物等书籍，然后装订成册，到聊城以及周边各地走街串巷叫卖。久而久之，便出现了专门从事刻印书籍的书店作坊，如堂邑一带出现的“好友堂”便是其中一家。
明清时期，聊城地区的商贸业亦特别发达，在众多手工业和商业行当中，就有纸商和书坊。如乾隆十四年《临清州志》第1页载：“纸商，店旧在会通河南北锅市，工部街间亦有之，商来寓店，店列字号。旧有二千四家，渐减至五六家。有扛连古连毛边三把头，五披八披头，堂本表笺等类出福建、江西，不与棉纸行同，亦不相侵。”
聊城的本板年画即人们常说的东昌府木版年画，简称“东昌年画”。关于其渊源，到目前为止有两种观点：其一，东昌年画是从山西传入：其二，东昌年画是从河南开封朱仙镇传入。
除东昌府雕刻、茌平董庄中堂画、茌平剪纸、冠县面塑等之外，聊城著名的毛笔业和刻书业与木版年画技艺也是密切相关的。“东昌作访，书笔两行”，即是指此。聊城的毛笔制作有着悠久的历史。
聊城著名的刻书印刷业亦是与东昌府年画密切相关联的。最早木版年画从山西平阳府随移民传入聊城，在聊城深深地扎下根。“江南桃花坞，直隶杨柳青，东潍西聊在山东”，其中的“西聊”即是说山东省西部的聊城。
明朝于洪武二年（1369),便下令于各府州县设立学校，推广学校教育，“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也正是在这种多元文化氛围之中，刻书印刷业也随之生根、萌芽、发展和兴盛起来。
三 清前期的刻书与藏书
到了清朝时期，聊城便利的交通以及作为漕运通道的重要性，再加之此前明朝长时期的积淀和影响，使本来就十分繁荣的聊城区域内几个沿运河城镇更是成为当时尤为著名的运河城镇，其原有的浓郁的传统文化与新传入的多种新文化融汇在一起，使明朝逐渐形成的独特民风民俗得以长足发展，再加之其相对发达的刻书印刷业，使得更多达官贵人、文人墨客会聚于此。他们把各种知识带到这里，拓展了当地人们的视野，为当地的手工业和商贸业发展带来无限生机。久而久之，便使得聊城的刻版印刷业和藏书业愈加兴旺发达，成为聊城的一大景观聊城亦成为清代江北雕刻印刷行业的重心之一，出现了聊城历史上著名的“四大书庄”。
聊城书业“四大家”
清代聊城的书店作坊，资格最老，资本最雄厚，而延续年代最久者，当属“书业德”一家。据史料记载，书业德资本雄厚。仅书版就达千余种之多，另外，书业德在济南、太原、祁县等地还设有十多个分号形成集生产与销售一体的连锁书店。
其余各家书坊
清代，聊城刻书印刷作坊众多，促进了文化事业蓬勃发展。除当时被称为聊城书籍业“四大家”之外，在整个清朝时期，其它大大小小的各类书坊应运而生。据吴云涛先生所著记载，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聊城境内拥有刻、印、售兼营的书业作坊达17家之多。而据高文广先生研究总结认为，“现在可以确定字号名称的清代东昌书庄已有50家，即39家见于记载及碑刻；11家未见记载而有实物图片或资料证明。
四 晚清时期的刻书与藏书
到了清朝道咸之际，传统社会发生巨变，由于清政府的软弱无力，无暇顾及一些民生大事，如当时的京杭大运河便逐渐淤塞并废弃，运河漕运改道。这一状况的出现，使得对漕运依赖性较强的聊城逐渐丧失了便利的交通条件，也由此逐渐丧失了其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其本来繁盛的手工业和商贸业急剧下滑，出现了经济萧条的衰败局面。同样，此时的各家雕版印刷作坊也在渐渐衰落，有的兼营他业，有的勉强维持，有的则停业改行。
五民间坊刻与聊城市民文化
大运河的贯通，以及各地移民的不断涌入，使得江南地区高度发达的商业文明因大运河的畅通而源源不断北传，汇聚于运河沿线。包括聊城在内的整个江北地区，一些重要的运河城镇及码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空前高涨。这一变化迅速改变了此前这些区域人们的意识观念和文化状况。尤其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聊城地区的人们逐渐改变此前向来“务织穑”“服食朴素”的文化传统，而逐渐变换成了“人仰机而食，暇则置酒征歌连日不休”的生活方式。这充分体现出当时聊城区域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方式已与此前大大不同。
六聊城刻书藏书与聊城传统教育
交通的发达、经济的繁荣，更加促进聊城民间坊刻的兴旺发达，由此也进一步促进了聊城传统文化教育的昌盛。明代中期以后，聊城及其周边各州县私塾遍布，书院林立，文人骚客、儒土缙绅来此会客访友，传播学术，交流信息，促进了儒学教育的普及和发达，陶冶了无数才华卓越之士，成就了众多官宦书香世家一。据史料记载：明清两代录取的山东籍进士共计404人，状元11人，其中隶属于东昌府州县籍者进士共计290人，状元3人，仅聊城县就有进士55人，状元2人。由此可见，明清时期的聊城确实是“科目鼎盛，贤士辈出”之地，被视为鲁西“八股文化”的中心不无道理。
七聊城刻书藏书促进聊城资本主义萌芽
在运河一线的聊城区域，到了明中叶之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出现了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聊城的刻版印刷业亦是如此。当时，在各大书店作坊刻书版的刻工们并不是某个书坊的固定工人，大多是临时性的。这些刻工，大部分居住在聊城西南堂邑县境马颊河流域的骆驼山一带。他们祖辈传授，代代接替，男女老幼都擅长刻版技术。他们于农忙时，从事农业生产，而在农闲时，尤其是在春冬两季，则受雇于书店作坊或各地书商，从事刻版活计。他们虽然散住在各个不同的村落，但也是有组织的。所有和书店作坊的业务往来，皆由所谓“工头”出面和书店作坊经理洽谈。工头把刻版活计揽到手，再分头转交给刻版工人，各自带回家去加工雕刻。工人刻版是按件计资的。当然，工头要从中抽取一定的金额，作为其酬金。
八聊城刻书与藏书的历史地位
中国的刻书与藏书文化包含着浓郁的人文主义精神，具有培育
人才的社会功能。刻书与藏书两位一体，相辅相成，大凡刻书发达之地区，其藏书也会兴盛，而藏书兴盛的地方，其刻书业也一定会繁荣，聊城地区应当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刻书业为藏书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样，丰富的藏书，反过来又促进出版业的发达和繁荣。所以聊城地区刻书和藏书皆兴盛，出现了著名的刻书“四大家”和杨氏海源阁藏书楼是自然而然的。
刻书
用雕版印刷术印制的书籍的通称。古代的刻书系统将书籍刻印分为官刻、私刻、坊刻。其中由官府刻印的书称“官刻本”，包括中央与地方官府刻书，私刻一般指官员、士人、乡绅等刻书也亦称“家刻本”或“家塾本”， 由书商刻印的书称“坊刻本”。三者之中，除坊刻以赢利为目的以外，其他两者都不以赢利为目的，或者只求保本微利。其聊城刻书发展史中多为坊刻，即民间书商刻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