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阳谷】红色回忆 | 王筱湖：缅怀王寅生、杨耕心两位先烈

回忆文章作者王筱湖简介

一九二五年十月，寅生同志正在聊城省立二中求学，差一季还不毕业，他为了响应国共合作进行大革命的号召，即南下广东考进了黄埔军校四期学习，于当年冬在黄埔军校加入了共产党。寅生同志为人正派，在聊中时深孚众望，被推为聊中同乡会的会长。当他南下的时候，我刚考进聊中不久，因此得能参与了同乡为他举行的送行会。

一九二六年秋，寅生同志奉黄埔军校党组织的指示，曾返山东济南，并到安乐镇家乡进行过短时间发展党员的工作。在济南，他介绍了当时在山大附中高中班求学的杨耕心加入了共产党（后据耕心同志告我，他的入党介绍人还有关向应同志）。在安乐镇，介绍了他的表嫂朱华亭（又名朱庆荣）加入了共产党。次年，朱随寅生同志到武汉，考进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后经党组织介绍到宋庆龄同志主持的妇女运动讲习所工作。一九二七年夏国共分裂，朱被派去苏联学习，一九三三年回国。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寅生同志离开黄埔军校，调到武汉工作。同年“七・一五”，汪精卫也在武汉叛变革命，寅生同志又奉党中央的委派返回山东，协同邓恩铭同志重建山东新的省委和组织地区党委。

一九二七年七月下旬某天，正值我在聊中求学的假日，寅生同志偕同耕心同志突然来到我家（这时，我已由耕心同志介绍加入了共青团）。因那天天气较热，我们三人即到村外梨树行里畅谈了整个下午。我尚能忆起那天寅生所谈到的大事。他首先说明了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已经叛变革命，变成极为反动的新军阀，成了我党的死对头，中国的反帝、反封任务，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工农大众去完成。当时对我的启发、鼓舞和教导，使我深深感到这是上了一次极重要的党课。九月开学后，我仍回到聊中。这时，寅生同志为了筹备中共鲁西县委的成立，住在聊城东关姚家园子赵以致同志家中，后又迁到傅家大院。每逢星期，我即到寅生同志的住处去倾听他的教导，他给我的言教、身教是极为深刻动人的，尤其是他坚定顽强的斗志和对党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高尚品质，使我终生难忘。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他离开聊城南去参加党中央的扩大会议，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面。不幸的是，他竟于一九二八年“五·三”惨案前的三、四天，被军阀张宗昌部捕去，杀害在济南千佛山下牺牲时年仅二十五岁。

耕心同志向以“读书迷”著称，他能背通英文小字典。一九二六年秋他加入共产党后，人生观来了个突变，把那种读书的迷劲变为进行革命工作的干劲了。当年的冬假，他由济南回到家乡不久，即在九都杨建立了共产党支部，冬假过后，他又回到山大附中继续为党工作。一九二七年春，因其工作积极，引起学校当局对他的监视，在他毕业前两个月，终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被学校开除了。为了避免他父亲的怀疑和监视，他没敢立即回家，多次往返于济南和聊城中学，仍继续为党工作，待毕业期过后，才回到家中。从此，他到处进行发展党员的工作，并先后在九都杨和宋堤口动员建立起了农民协会。开始，他父亲误认为他是加入了国民党，没有严加限制他的活动。

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旬，耕心同志为了配合农民暴动，写了很多“立即行动起来，反对苛捐杂税!打倒贪官污吏!的标语，让我随他跑遍了城北不少大村，暗暗地将标语贴在村外的树上。没几天的时间，即聚集了数万扛着红缨枪的群众，将阳谷县城围困起来。后来，我也带领着我村几个青壮年，扛着红缨枪赶到了城北范家林活动了两天。群众有来有走，一直将阳谷城围困了十多天，给阳谷的贪官污吏一个很大的威胁打击。

事后耕心同志告我说，没有料想到，只用标语口号进行宣传鼓动，却发挥出这样大的作用。从而，使他认识到了发动群众方式方法的多样性。一九二七年十月间，耕心同志在我们邻村发现了一股以韩建德、曹万年为首的澘伏武装，他通过亲戚关系，和韩建德、曹万年进行了一次接触，了解他们两人的动态、表现和企图。他认为以韩建德、曹万年为首的这股潜伏武装，可以争取团结为我党发动武装暴动的骨干力量。耕心同志向中共鲁西县委汇报了他和韩建德、曹万年接触的经过后，鲁西县委书记张干民立即表示同意他的看法。并派聂子政同志协助耕心同志做争取工作。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底，耕心同志通过鲁西县委将我从聊中调回家，作为他发动、组织坡里暴动的通讯联络助手。同时，即由耕心同志介绍我转了党。为了躲避他父亲的监视，我俩多在夜间进行活动。不久，他父亲又严加制止在他家招特各地来的活动分子，从此即在我家设立了中共鲁西县委指导坡里暴动的联络站，我即担任通讯联络工作。另外，还有他家的几位长工也是他的有力助手。在此之前，他介绍宋励华同志加入了共产党主要安排做会道门的工作，使其同情我们的暴动。

当韩建德、曹万年那股武装占据了坡里天主教堂以后，为了扩大武装力量，耕心同志和韩建德约定腊月三十晚上，乘其不备首先收缴他村所有地主的枪支，并由他预先布置好了内应。届时，韩建德率队很顺利地攻进了九都杨，将全村地富家的所有枪支（包括他家的两支大枪）都收走了。发动和组织这次暴动，实际上是耕心同志搞起来的，及至我们的骨干武装占据了坡里教堂以后，中共鲁西县委才派去了四人进行具体指导。在早设想，我们占据教堂以后，一面扩大武装，一面大力发动群众，巩固坡里根据地，这时，耕心同志和我即可随时投入到暴动的行列中去。但客观没有允许我们做到这一步。占据披里教堂仅十五天的时间，即遭到军阀张宗昌邢旅的围困，从此内外断绝了联系。

一九二八年旧历正月十六日夜间，突围奔向了冠县一带。一九二八年春，城里暴动失败后，耕心同志在当地已无法存身，又为其父所不容，即被党派到东北工作去了。我的身份在当时没明显的暴露，开学后便又回到聊中。

一九二八年六月，国民党反动派的队伍占据了聊城，继而鲁西、华北都成了国民党的统治区，我在聊中还差半月毕业，即被追走向了流亡的道路。

一九三二年冬，耕心同志和我重聚在家乡，都当了小学教员作掩护，我又作为耕心同志的助手继续为党工作，后来耕心同志告诉我，他刚到东北时，没有公开的职务，无法存身生活下去，幸因他英语较好，考进哈尔滨邮局当了邮佐，从此生活向好。因受职务的限制，没有时间接近群众，也就没法开展党的工作，只可起个联络点的作用因而使他苦楚不安，不如返回老家便于开展党的工作。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以为返回家乡为党开展工作的机会来了为此，他曾多次给父亲写信，陈述他再在东北干事，就是自己不甘心当亡国奴，别人也会看成他在东北当了汉奸，务望允许他回家当个小学教员以了终身为妥。终于一九三二年冬取得了他父亲的同意，得能返回家乡。可巧，那时他父亲的把兄弟焦光溥正在阿城担任县立三高校长，当即把他安排在三高当了国语教员。这时，我刚回家不久，接到在北平做地下党活动的韩子栋同志的回信，不同意我去北平，更不同意我去东北参加义勇军，要我留下在我县建立一个联络点，并推荐我到县民众教育馆附设平民小学当教员。

当我见到耕心同志倾听他的高见的时候，他和子栋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他认为，鲁西的党虽然早和上级党委失掉了联系，但只有先为党工作起来，再去找上级党委的关系，不能等待找到了上级党委的关系再去为党工作。而我认为，耕心同志既是我的老领导，找到了耕心同志即是找到了上级党委的关系，因而我对耕心同志的主张是衷心拥护的。我俩未到教员岗位之前，曾几次交换意见。他指出，为了开展党的工作，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下，必须抓以下三项:一是主动的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共同揭露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谬论和对日寇侵略的不抵抗主义，掲露他们在把东北三省拱手让给日寇的同时，对工农红军却一再进行军事围剿，对进步的文化活动进行文化围剿的卖国反共罪行我们所要抓的这项工作，正符合党中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提出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要求，故而以下筒称统战工作。二是培养青年一代。三是利用各种机会进行社会活动。耕心同志因处境特殊，让我注意去抓一、三两项。

过了一九三二年旧历年关，他先到阿城县立三高，担任了五、六年级的国语教员，耕心同志在阳谷教育界和进步青年中很有号召力，这个任务交给他比较合适，耕心同志接到这项任务后，当然需要认真的对待上级党委的指示并坚决完成。经过两个月的努力，他在聊、阳两县动员了近百名进步青年和小学教师（有他早期发展的“中坚社”员和党员，在行军途中他又发展了一些党员）。

一九三七年十ー月底，由耕心同志帯队、刘兰斋引导，南下直奔部西孙连伸部。哪知到达孙部后，才发觉是受了刘兰斋这个叛徒的骗。原来，刘兰斋一九三七年七月那次回家，是为了完成孙连仲交给他的扩军任务。他骗取了刘晏春同志的支持，当耕心同志带队到达孙部后，即由刘兰斋把这批骨干分散补充到孙部的连队当了普通兵。却把耕心同志安排在孙部招待所，再也不准与其他同志接触了。从此耕心同志再没有见到刘兰斋这个家伙。据了解，当时由耕心同志带队南下的近百名青年壮士中，杨景相、杨桃林和李超三位同志后来从孙部逃出，奔向延安党校学习，其余大多数都下落不明。令人想来悲伤，思之痛心。

耕心同志被迫只得离开孙部，辗转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他要求去延安学习，党决定仍留他在国民党区域继续做军运工作。因此，他在西安加入了胡宗南办的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第四团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暂编三十六师任简报主任。在为党工作的过程中一九四二年曾先后两次遭敌禁闭。一九四三年秋在鄂西会战中，被日寇所俘，当遭杀害。

牺牲时年四十三岁王寅生、杨耕心两位先烈，都是革命的先驱，都是鲁西尤其是阳谷县我党的奠基人。王寅生同志并系历届中共山东省委委员中首先遇害，为革命事业壮烈牺性的先烈，当先后听到两位先烈牺性的噩耗后，我万分痛心，终于化悲痛为力量，更增强了我革命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两位先烈对党，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不仅令我终生崇敬，同时也是使阳谷新老党员永远崇敬和怀念的。